2020年8月14日，抗战主旋律电影《八佰》陆续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首日就斩获票房超千万元。《八佰》取材自1937年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即四行仓库保卫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下，对上海地区展开了猛烈攻势，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终因双方实力悬殊，中国军队在遭受重大损失后决定撤退。为避免腹背受敌，中国守军决意退守苏州河以南地区。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陆军第88师262旅524团团副谢晋元率军固守闸北四行仓库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殊死鏖战。为了壮大声势，仅有不足500名战士的守军对外号称800人，“八百壮士”随之扬名天下。这次惨烈的战役，充分展现出中国人民不畏侵略、奋勇抗敌的豪迈气概。
如今，伫立于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1号的四行仓库战地遗址，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浩然悲壮、保家卫国的英勇历史。就让我们依循战火硝烟，去探寻那段鲜为人知、感人至深的抗战往事。
淞沪会战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旋即陷入兵燹之中，淞沪会战就此打响。淞沪会战是上海抗日战争时期所谱写的光辉篇章，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所展开的第一次重大战役。纵观淞沪会战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即中国军队攻势作战、敌我双方胶着相持、中国军队防御固守以及最终撤退。
淞沪会战前夕，日本就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军事部署及战略进攻态势随之展开。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地区旋即被日军所侵占。为了威逼国民政府投降，加快吞并中国的步伐，日军开始对淞沪战略要地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在24小时之内占领上海。8月13日，日军调集军舰30余艘，海军及陆战队共1.5万人，从海上对上海发动进攻。
8月14日开始，中国守军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在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主动向日军出击，欲趁敌人援兵未到之际，一举歼灭在沪日军。在这一战略态势下，形成了左翼和右翼两条战线。位于左翼虹口方向的日军猛攻八字桥，很快占领了持志大学以及爱国女校和粤东中学一带。在收复持志大学之时，战事颇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巨大，第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不幸阵亡。位于右翼杨树浦方向的第87师中国守军，瞄准日军的主要据点，即公大纱厂、丰田纱厂以及北四川路的日军海关俱乐部等要地发动猛攻。
战事之初，中国空军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中国方面将上海的制空权始终牢牢地握在手中。8月14日开始，中国空军航空大队在杭州笕桥上空迎战来犯的日军敌机，当日就取得了击落敌机6架、击伤3架的辉煌战绩。此后，中国空军又与地面部队紧密配合，先后轰炸了位于上海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以及汇山码头等军事要地，炸伤日本第3舰队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旗舰“出云号”。中国飞行员在战斗中奋力歼灭敌人，不少人壮烈殉国，深得国人敬佩。8月19日，中国军队一举攻下日军所盘踞的上海汇山码头，将日军战线一切为二，使其首尾不能兼顾，这是淞沪会战以来所取得的最大胜利。至此，淞沪会战第一阶段取得局部胜利。
誓与阵地共存亡战争初期的胜利，打乱了日军原有的作战计划，转而将瞄头对准吴淞口一带，企图将战线向外围延展，以此接应从海上增援来的日军。为此，担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亲自到沪迎战。随之，大批日本援兵也陆续抵达长江口一带。截至8月21日，日军增援上海的总兵力已达五六万人，另有30余艘战舰停泊在吴淞口至张华浜一带的江面上。8月23日，日军先后由张华浜、蕰藻浜等地登陆，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淞沪会战进入第二阶段。
8月24日，日军在浏河、罗店、狮子林等地，以飞机大炮协同步兵作战的方式发起猛攻。日军的主力部队陆续在川沙、石洞等地登陆。此刻，位于长江口的罗店已成为中日双方胶着相持的战略要点，罗店保卫战就此打响。在罗店保卫战中，尽管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中国官兵同仇敌忾、斗志高昂，很快就从日军手中夺回了罗店。8月27日，双方在罗店一带短兵相接，直至巷战，伤亡惨重。在敌我双方的拉锯战中，罗店全镇毁于战火，成为一片焦土，中国军队力图守住罗店的计划未能成功。在这场争夺战中，官兵们英勇奋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其中第18军67师201旅旅长蔡丙炎壮烈牺牲。8月31日，日军攻占吴淞口，次日轰击并攻占狮子林炮台。
9月4日，日军又转而向宝山一带发起猛攻。9月5日，集结于长江口一带的30余艘军舰以排炮猛烈轰击，并以战车和飞机掩护步兵冲锋。日军在城北及城南一带同时发起袭击，守卫宝山的部队仅有第98师583团的一个营。全营官兵在姚子青营长的率领下，以“誓与敌人皆亡”的必死决心固守城垣，将士们“凭城抗守，频以机关枪与手榴弹等密集还击，敌屡进屡退，损伤甚巨”。全营官兵坚守两昼夜后，日军的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并发射大量硫磺弹，致使全城燃起熊熊大火，顿成一片火海。9月7日，日军炮轰宝山城垣东南一角，敌军蜂拥而至。姚子青指挥全体官兵拼死苦战，并从民众家中搬取房梁和瓦砾以及桌椅等填补城墙缺口。在炮火的猛攻下，敌军最终攻入宝山城内。姚子青率领仅存的20余人继续与敌军展开巷战，其本人腹部中弹，壮烈殉国，宝山随之陷落。
9月中旬，日军增援的兵力以及弹药补给陆续抵达上海近郊，外围第一道防线十分吃紧，淞沪会战遂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内，中国军队虽然也曾发起反击与猛攻，但总体上处于“敌攻我守”的态势。9月下旬，日军在飞机、大炮以及坦克等重型武器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奋力抵抗两个星期后，防线终被日军突破，中国军队被迫退守蕰藻浜南岸第二线阵地，并开展防御作战。
10月初，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的闸北一带展开激战。10月24日，中国守军在日军强大炮火的猛烈攻击下苦战数日，终因大部分阵地被毁，被迫放弃大场。日军遂由大场突进，直插闸北守军防线。10月26日，鉴于形势危急，中国军队被迫全线后撤。
为何选择四行仓库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堍（今上海市静安区光复路），是一座建于1932年的混凝土式仓储建筑。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滩声名鹊起的“北四行”，即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共同组建储蓄会，并出资兴建这一仓库，民间称之为“四行仓库”。除了位于西侧的主体建筑外，其东侧还有1931年由大陆银行出资兴建的仓库，两者共同构筑起四行仓库建筑群。整个建筑群高25米，楼高约5层，占地面积达11984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当时闸北一带最高、最大的建筑物。四行仓库的建造，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
1937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四行仓库保卫战在此打响。当时，四行仓库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其西面和北面均被日本军队所占据，东面是公共租界，南面紧邻苏州河。10月中旬，苏州河北的大部分中国守军已陆续向南撤离，四行仓库实际处于孤军坚守的窘境，形势极为不利。缘于四行仓库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因此河两岸显现出巨大的反差。一面是被日军摧毁、几近焦土的闸北，一面则是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租界。这里就如同一个露天剧场，四行仓库则位于舞台中央，正上演着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剧。仅一河之隔的南岸，上海市民及外国人士正沿河观看一场全球瞩目的战争直播。缘于此，四行仓库保卫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四行仓库作为据守的阵地呢？原来10月26日，中国守军在闸北一带抗敌日蹙维艰，日军已突破中国守军在大场一带的防线。当时，负责防守闸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统率的第88师。囿于战事逐步恶化，第88师司令部在此前已转移了4次，10月下旬第5次转移到四行仓库。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观察地形后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倘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发生大爆炸。况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与沿河的苏州路，均属公共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联军和万国商团负责守卫。日军忌惮英美联军，恐投鼠忌器，遂不敢在此发动强攻。经过慎重考虑，守军一致认为将四行仓库作为兵团司令部是最佳的选择。
谁来坚守四行仓库此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命令闸北区内的中国军队尽数撤出，重点防卫上海西郊。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同时也基于国际外交的考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由精锐的第88师单独负责留守。此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拖延日军在上海的进攻速度；二是向租界内的英美各国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问题上的坚决态度。遵照命令，第88师务必坚守至11月6日以后。因为从11月3日开始，英美法诸国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11月6日是与会国签署联合声明的日子。国民政府始终抱有幻想，寄望在“九国公约”会议上，能够争取英、美、法等列强谴责并制裁日本，以此“伸张正义”。
从内心来说，顾祝同并不愿意由第88师留守闸北，因为他本人担任过第2师，也就是整编前第88师的指挥官，对这支军队颇有感情。他深知留守闸北意味着什么，犹豫再三，顾祝同决定询问第88师师长孙元良的意见。在孙元良的建议下，基于政治与军事的双重考虑，决定留守闸北的人数宜少不宜多，不应做无谓的牺牲。经过多方权衡后，顾祝同最终同意由第88师留出一个加强营的兵力抵抗日军进攻。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接到命令后，决定以师部驻地四行仓库为据点，与来犯的日军展开决战。
最初领导524团的是黄永维。岂料，黄永维在一线指挥作战时身负重伤，被送入后方医院实施抢救。因此，原本担任第262旅参谋主任的谢晋元继任其职。就在全军即将撤往沪西的前夕，孙元良接见了谢晋元，嘱咐他一定要死守四行仓库。10月27日，主力部队按照部署开始马不停蹄地西撤至沪西一带，只有524团留了下来。当晚，分散于各处的连队也按照命令向四行仓库一带集结。直到10月28日上午9时许，524团分散各处的官兵才完成集结。当524团留守人员齐聚四行仓库时，谢晋元面对即将赴死的弟兄们慷慨陈词：“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血拼到底！”尽管战士们深知艰险，但是面对凶悍的敌人，依旧抱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心愿，决意与敌人血战到底。
为了有效地迷惑敌军，中国守军对外通信使用的是524团番号。事实上，524团最初的确有800余人，但是经过淞沪会战的消耗后，参与坚守四行仓库的官兵不足500人，仅有一个营的兵力。奉命据守并负责掩护主力部队西撤的谢晋元带领官兵，在四行仓库奋勇杀敌，打退日军数次猖狂进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血战“四行”10月27日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进上海市区。下午1时许，日军先遣部队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大约下午2时许，中国守军第三连排长尹求成率领一队侦察兵与50名日军发生遭遇战。之后不久，大约一个连兵力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很快，约70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与守军展开火拼。守军便爬上楼顶，向日军投掷手榴弹等，炸死日军7人，炸伤约30余人。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西部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纵火，大约5时许，火被迅速扑灭，气急败坏的日军又开始在闸北等处抢掠纵火。
从10月28日起，日军开始突破外围防线直逼四行仓库阵地。谢晋元着手部署守军防卫力量，他命令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命令三连部署在四行仓库左翼，二连则在中央部位担负四行仓库外围的守备任务。将士们利用仓库内的麻袋构筑防御工事，封闭门窗以方便射击，并破坏照明系统，借以隐蔽部队。苏州河北路本有英美联军修筑的防御工事，但工事的枪眼正巧对准中国守军的方向，为了防止被日军所利用，中国守军便在此处埋下炸药。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日军就潜入碉堡内，中国守军随即引爆炸药，将日军炸死。
事实上，中国守军并非孤军战斗。很快，第88师524团留守四行仓库的消息就在上海市民中传开。尤其是在暂时安全的“孤岛”—租界内，许多中国人就站在苏州河对岸，怀着无比赤诚的爱国心，祈祷奇迹的发生。特别是10月28日“爱国女英雄”杨惠敏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抗战热情。
淞沪会战期间，22岁的杨惠敏是就读于上海润州中学的一名青年女学生。抗战爆发后，杨惠敏就自愿加入“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编号为41号。10月28日凌晨4点左右，杨惠敏听到苏州河畔的枪声，便沿着苏州河来回踱步。她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名驻守公共租界的英国士兵向四行仓库方向丢了一袋香烟。于是她上前询问，方才得知四行仓库内的中国守军要死守到底。杨惠敏恳求英国士兵在向对岸丢物品的时候附上她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中国守军需要提供什么帮助。很快，对岸就传回纸条，说明守军亟需弹药与食物。杨惠敏获悉后，就向上海商会寻求帮助。10月28日午夜，杨惠敏将一面国旗紧紧地缠在身上，冒着枪林弹雨冲过火线，泅渡北岸，将身上的国旗解下来献给四行仓库的谢晋元。谢晋元接过国旗后十分感动，命人将旗帜高悬于四行仓库楼顶之上。随后，杨惠敏带着一份四行仓库守军的名单又独自泅渡苏州河。杨慧敏返回后，将随身携带的524团全体将士的花名册公诸于世，名单中列有800名将士的姓名，“八百壮士”之名由此得来。
10月29日中午，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迫使中国守军撤回仓库内。缘于四行仓库西侧本是一堵厚墙没有窗户，日军遂用迫击炮炸出了许多射击孔，这些孔洞至今依旧清晰可见。整个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日军始终未能攻破四行仓库。久攻不下后，日军决定用挖掘机向四行仓库内开挖地道，企图从地下进攻。河对岸的市民在观战时眼见此景，遂书写大字报站在楼顶上通知中国守军。
10月30日早上7时，日军决定用重型火炮对四行仓库再次发动猛攻。炮火攻击十分密集，直至傍晚时分，日军还用数盏探照灯照亮四行仓库，便于炮击。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守军摧毁日军数辆装甲车。尽管中国守军持续打退敌人的进攻，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只能勉强应战。
撤退租界与此同时，英美领事团不愿战斗地点靠近租界，以免伤及租界侨民。在日本的强压下，他们同意劝说中国军队停止作战。10月29日，英美领事团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停止战斗。10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眼见中国军队英勇作战深为感动，除购赠粮食给守军充饥外，还亲自会见了谢晋元，建议守军自租界撤离，英国驻上海领事愿意给予最大的协助。谢晋元表示，除非有军令要求撤走，否则宁愿战死。无奈之下，英美等使节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照会，要求中国守军撤出四行仓库，以免危及租界安全。
此时，国民政府认为大部队已尽数撤离，四行仓库防守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况且，中外报媒已纷纷刊载四行仓库一战，并引发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英美等国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守军于10月31日起陆续撤退至租界内。当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受命与英军将领斯马莱特会面，决定524团撤至公共租界，并与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88师余部汇合。
谢晋元开始不愿撤退，表示希望继续留守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但最终在参谋长张柏亭的劝说下，他同意撤退。大部队的撤退主要分为两批：第一批于10月31日深夜进入租界，大约355人；第二批于11月1日凌晨2时，由谢晋元率领余部撤退至租界。至此，撤退工作宣告完成。11月2日，谢晋元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
四行仓库保卫战是淞沪会战的最后一役。在谢晋元的带领下，孤军坚守最后阵地，共击退日军六次围攻，日军死伤达200多人，中国守军伤亡仅37人。
永垂青史的“八百壮士”四行仓库的守军撤退至租界后，并没有按计划与第88师会合。当时，日军威胁英美驻军，只要中国守军离开租界参与新的战斗，日军将入侵租界。迫于无奈，租界当局将守军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胶州路胶州公园附近的孤军营进行软禁。
在长达近5年的软禁期间，谢晋元带领守军继续操练，并在八一三事变周年纪念日等重要时段举行纪念活动，鼓舞了上海市民的抗战勇气。租界内的市民也经常组织慰问团前往孤军营内进行劳军演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作为中共代表，也曾前往孤军营看望众将士。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汪伪政权下的上海市长陈公博致函守军代团长雷雄，要求全体守军参加“和平运动”，加入到汪伪阵营之中，但遭到了雷雄的严辞拒绝。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冲入孤军营，将中国守军全部押至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
1942年2月9日，日军又将他们分批从宝山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他们挖壕沟、做苦工。因为守军的激烈反抗，日军又将他们转押至南京珠江路老虎桥监狱。为了削弱他们的精神意志，日军将长官与士兵分开，将50名士兵押至光华门外，60名士兵押至孝陵卫，约100余人押至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50人。所剩士兵和长官依旧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内，并强迫他们做苦工。1942年11月6日，光华门外的守军趁着与孝陵卫守军对调时，大部分趁机逃走。他们逃至南京小茅山一带，除加入当地的游击队外，不少人绕道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令人遗憾的是，谢晋元没能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就被汪伪汉奸所杀害。1940年3月，陈公博当上伪上海市长后，多次利用高官诱降谢晋元，许诺其可出任伪军第一方面军司令等显赫职位。不久，汪精卫又出面劝谢晋元出任陆军总司令，谢晋元均不为所动。在日本人的授意下，汪伪政权买通了谢晋元身边的4名士兵，准备暗杀谢晋元。1941年4月24日凌晨5时1941年4月24日凌晨5时许，孤军营循例在操场集合，列队出操。点名时，发觉郝鼎诚、张文清、龙耀亮、张国顺4人迟到5分钟，谢晋元向来治军严格，于是当众予以训斥。谁料想，就在全体人员跑操时，4人趁谢晋元未有防备之际，用短刀猛刺其腰部，随后又朝其头部、胸部等处猛戳，致使其倒地身亡。牺牲时，谢晋元年仅37岁。
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后，上海各界人士悲恸不已，逾10万人参加其葬礼，近25万人涌入孤军营内瞻仰谢晋元的遗体。1941年4月28日，蒋介石也发出唁电，对谢晋元的遇害表示悲痛与惋惜。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举行盛大的祭奠活动，并将谢晋元的遗骸葬入胶州路墓地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市长接见了谢晋元的遗孀。1983年，谢晋元的遗骸孀。1983年，谢晋元的遗骸重新装殓后移葬至万国公墓内（今上海市宋庆龄陵园）。为了纪念谢晋元，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满洲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这些地名、校名一直沿用至今。
曾经战火硝烟下的四行仓库战地遗址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1985年，四行仓库遗址被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战纪念遗址。201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上海市动员周边住户及商家搬迁，四行仓库按照1937年原貌进行复原，并修建了纪念馆供后人瞻仰。“八百壮士”的英勇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他们的名字将彪炳史册、永垂不朽。
正值淞沪会战胶着之际，国民政府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冀望于以英、美、法为主导的“国联”能够居中调停。1937年10月，日军开始猛攻闸北、杨浦一带，直插上海市区。此时的上海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面对如此窘境，国民政府仍旧寄望于即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国联会议，幻想英、美、法等列强能以远东在华利益为考量，对日本采取制裁或警告等措施，意图扭转战局。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外交背景下，尽管中国守军全线溃退，但是为了能够争取国联对中国的同情“以待时局突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仍旧安排一个团固守苏州河以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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